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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6月发布的《总统的气候行动计划》报告，既是对奥巴马第一任期以来所执行的各项气候相关政策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未来美国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一个远景规划，该行动计划标志着美国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正在从过去的相对被动全面走向积极主动，其中的来龙去脉以及影响值得探究。
6月美国政府发布名为《总统的气候行动计划》报告，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领域所发布的最高级别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奥巴马总统亲自发布并推动执行，它不仅有着较为重要的战略和政策宣示意义，而且还包含了相当部分的具体政策，这既是对奥巴马第一任期以来所执行的各项气候相关政策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未来美国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一个远景规划，该行动计划标志着美国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正在从过去的相对被动全面走向积极主动，其中的来龙去脉以及影响值得探究。
与之前的气候政策相比，奥巴马此次颁布的《气候行动计划》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美国的气候政策从分散走向系统，具体体现为从气候变化的干预（碳减排）到气候变化的适应（碳影响），再到气候变化的应对（碳领导力），不论是横向的从内政到外交，还是纵向的从家庭社区到产业部门，行动计划为美国设定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气候政策；其二，总统领导下的气候政策将从被动走向主动，自奥巴马设定其气候政策蓝图之初开始，就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反对和消极声音，尤其是来自国内共和党以及国会的反对声音让奥巴马极为被动，而国际上，来自欧盟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指责也让美国裹足不前的气候政策备受压力，本次推出的全盘气候行动计划便有着化被动为主动的出发点，譬如，在外交上，奥巴马便试图扭转之前的“气候被动外交”，改用“气候主动外交”取而代之；其三，基于以上的特征，奥巴马的气候政策也将从模糊走向清晰，这体现在行动计划中，其背后不仅组建了强大的、真正懂得气候变化的执行团队，而且从能源到碳减排再到国际领导力，其政策思路清晰，指向性明确，可操作性强。应该说，上述的几个特征给美国气候政策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奥巴马极有可能就此率领其行政团队“单干”，并以民意和市场的力量来倒逼反对意见和消极声音，最终实现其推动气候立法的政治宏图。
那么，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为何要在此时推出具有全盘性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呢？
承认全球变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奥巴马自其第一个总统任期以来便为人所知的明确政治立场，这一立场固然与其背后的民主党的“亲绿性”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这还高度体现了美国主流阶层，尤其是主流学术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发展动向。事实上，即便是在克林顿政府反对加入全球统一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的低潮期，就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本身而言，美国学术界也是全球变暖的积极拥护者。受此影响，民调显示，美国的大部分公众也都认为全球气温的确在变暖（最高时有八成的公众相信全球变暖以及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因）。在此科学研究和民意的基础之上，当远离传统能源产业及其相关利益和势力的民主党人奥巴马执政后，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举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为此，早在其就任总统之初，他便已经在绿色新政、加强温室气体管制、推动新能源研发和利用等气候相关的领域里大施拳脚，力图在气候变化以及低碳发展等领域有所作为。
但问题是，自奥巴马开始执政以来，他在气候变化政策的推进上便遭遇了几个不利因素，一是2008年开始爆发次贷危机，旋即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奥巴马的注意力，同时，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民意基础也随即被削弱，到2010年，气候变化的支持率仅剩四成左右。二是在2010年国会参众两院重新选举之后，民主党失去参院的控制权，在众院的票数也大为缩水，这令奥巴马在气候变化、医疗卫生等至关重要的法案上失去有力的保障，最后仅能通过妥协来确保医疗卫生法案的过关，而无力再继续推进其默许的气候变化法案。三是近年来美国在页岩气开发利用上取得较大突破和进展，这一介于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清洁能源”品种一方面固然有助于奥巴马兑现其碳减排的国际承诺及目标，但另一方面，页岩气在根本上仍属于石化能源，相对于零排放的新能源而言，它的推广实则会有碍于整个气候变化应对的进程，譬如，这会极大地延缓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的市场化利用进程，又譬如，它会迅速排挤美国能源市场中的煤炭，使之价格走低，进而形成价格洼地，吸引其他国家继续利用煤炭，进而妨碍全球低碳发展等等。
受上述的这些不利因素影响，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里，在气候变化政策的推进上显得“有心无力”，其中也经历了诸多的挫折，到其寻求总统连任之时，他甚至都没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到总统竞选纲领之中。从中可以想见，当时的华盛顿政治圈是如何的排斥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奥巴马进入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后，各种形势却逐渐发生变化，朝着越来越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发展。其一，包括干旱、飓风等在内的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频发，较大地触动了美国民众，从而改善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民意基础；其二，受中东地缘政治以及能源安全等方面因素的推动，能源自主的诉求渐成两党和全社会共识，由此，气候变化应对逐渐上升成为国家利益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其三，国际上适逢《京都议定书》从第一承诺期向第二承诺期的过渡，以欧盟为代表的气候变化应对急先锋试图扩大碳减排的范围，将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减排框架中，这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一贯立场，即在全球建立统一的碳减排市场，以防止碳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