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以后，围观群众重点关注两个问题：1、高原反应有多可怕？2、去世孩子的家长是否严重失责？
科学讨论，用数据说话吧，以下是我查到的关于高原反应的一点数据：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急性高原病的国家。早在公元前328年对高原病就有了认识。据国内报告海拔2600～2880m发生率为6.1%、3050～3790m为39.9%、4050～5180m为92.9%。Monigman等在瑞士海拔3040m、3680m、4500m进行调查，其发病率分别为13%、34%和54%。
1991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低氧与高原病专业会议上讨论和制订了急性高原病的命名、分型及诊断标准，将急性高原病分为急性高原病、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我国于1995年9月在西宁召开的全国高原医学学术会上拟定为急性高原反应、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
高原脑水肿于1913年由Ranenhill首次在安第斯山高原以神经型高山病报道，随后曾在国际上又改名为脑型或大脑型高山病，恶性高山病脑型等。1991年国际低氧与高原病专业会议和1995年中华高原医学学术会议命名为高原脑水肿。高原脑水肿的发病率明显低于肺水肿，而且常合并于高原肺水肿，支气管肺炎等。
Singh在海拔3508～5490m地区调查，高原脑水肿的发病率为1.8%，高原肺水肿为15%。Hackett在海拔4300m调查了287例登山者，发现脑水肿患者5例（1.8%）。国内报道最高为4.04%、最低为0.5%，高原脑水肿多见于青年人，其发病年龄在16～66岁（平均33.5岁）者占65.5%，男性多于女性，未见儿童发病的报告。据西藏90例报道，发病在4000m以上占88%，多数病人发生在4500～5500m，发病最低海拔高度为3550m。
高原肺水肿的发病率取决于上山的速度、海拔高度以及到达高山后所从事体力活动的强度等因素。世界各地报告本病的发生率相差很大。一般来讲高原肺水肿易发生于初入高原者，但高原久居者去平原地区短期居住后重返高原，或从一个高原转到另一更高海拔地区时也可发病。
据统计，青年人的发病高于老年人，男性高于女性，高原世居者似乎少见。海拔高度、上山速度与高原肺水肿的发生呈正比，发病最低海拔高度国外报告为2600m，国内为2260m。Hultgren在秘鲁（3730m）调查的总发病率为3.4%，其中青年人为6%，老年人为0.4%。国内报告成人最高发生率为9.9%、最低为0.15%。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再入性高原肺水肿的发生率高于初入性，但无统计学资料进行对比。
注意：以上数据为发病率，不是死亡率。
现在，我们来具体事件具体分析。折多山位于四川甘孜州康定县境内，最高处海拔4280M。是国道318线通往西藏得必经之道。也称进藏第一关。粗略估计，每年从此通行的人数接近百万（此数据接受指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过往游客。一家老小，甚至带着宠物的自驾旅行者非常多。
从成都方向最近的县城康定（海拔2550米）驱车至折多山顶，约40公里，需时2.5小时。在海拔2500-4000米范围内，没有剧烈运动的情况下，短短两三个小时内就快速发病至休克并最终死亡的案例，非常罕见。所以我怀疑孩子可能有心脑血管或者呼吸系统等疾病。
据原帖所述，孩子是在据折多山顶（原文中的二郎山应该是笔误）最后1/3的路程时哭喊头疼，家长鼓励孩子说：“再坚持坚持，翻过山顶就好了。”
“翻过山顶后海拔下降，高反得以缓解”——这是基本常识。而在当时，往前翻过折多山通往新都桥下行的路况比从康定过来的路况要好。
当他们到达山顶，孩子“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进而出现了昏迷”，家长此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判断孩子需要医疗救助，于是立刻掉头奔赴最近的市级医院－－雅安市人民医院。
综上所述，我认为孩子的家长确实有疏忽之处：没有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也没有准备氧气瓶和应急药物。但及时送医，是做到了的。
再扩展一下，四川有着许多全国闻名的旅游景点，例如海螺沟、九寨沟、黄龙等，这些景点以及成都通往它们公路的最高点海拔都超过了3500米。每年游客众多，但乘车就发生高反导致快速死亡的案例， 此前还未见报道。
所以，此乃小概率事件，借此讨论和拓展知识皆可，批判和恐慌则不必。
关于如何应对高反，各路专家已经给出很多建议，我仅补充一小丢丢：出行前可购买便携氧气瓶，常压体积10升的市价约25元；手指脉氧仪，体积小，套手指上就可以实时监控心跳、血压和血氧饱和度，市价约100~200元。
心跳过快、血氧含量过低，您就吸着氧快速下撤，发生严重高反的概率大大降低。
所以说：去登山的时候还是要了解，高原反应的症状，了解氧健能的一些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