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洪山区家政服务广东省珠海市举办首届家庭服务业技能大赛
梅阿姨的故事并非个例，而是家政行业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家政行业发展史并不长。上世纪90年代，一批下岗女工联合社会闲散人员创业做家政，这就是现今这个“朝阳产业”的起步姿态。
2000年，众多大学生开始进入家政行业，“连锁”、“加盟”等概念得以应用，一些家政公司逐渐铺开了摊子。
可是，好景不长。
“只要缴纳3万元就可以办公司！”2006年，新修订的《公司法》正式实施，注册资金门槛的骤降使本来技术含量就不高的家政行业迎来了一次泥沙俱下的创业热潮。
一间房、一张桌子、两个人、一部电话，这几乎是所有家政公司的原型。很多“见了人就骗、赚了钱就干、出了事就跑”的“黑中介”在此时泛滥，家政行业的风气陡然下滑。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2977家家政公司，注册资金过10万的不到10家。
虽然已经有个别家政公司经过多年发展，铺设了上百家分店，但是运作模式仍然是“中介式服务”，利润来源或自收取介绍费，或自与家政服务员报酬分成。
这样的低级盈利模式让家政行业毫无“商业机密”可言，就连宣传方式都如出一辙：网站宣传、在医院发传单、在住宅区贴广告……
而且，由于经营管理跟不上，连锁店还面临着“连不上、锁不住”的尴尬。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对此评价，家政公司分为两种：“大作坊”和“小作坊”。
谁在乱？乱了谁？
除了“出身”的历史问题，导致家政市场杂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标准的缺乏。
就梅阿姨与雇主之间因“按摩手法”发生的纠纷，北京爱侬家政总经理穆丽杰评论说：“家政行业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司、客户、家政服务员的理解不一样，当发生争议时会造成各说各的理，小事变大事。”
真的没有标准吗？
多年从事家政企业管理和法律研究的庞大春律师介绍说，早在2000年，家政服务员就被纳入了国家职业标准，北京市也制定了《北京家政服务通用要求》等地方标准。
但是，由于家庭服务业涉及近20个种类，200多个服务项目，这种概貌式的标准很难面面俱到。用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执行会长张建纪的话来说就是：“北方和南方有差异，汉族和少数民族有差异，富裕家庭和一般家庭有差异……一样的标准能行吗？”
家政行业的“乱”体现在公司上，根源却是家政服务员。
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人保部门为了谋求政绩，强行摊派输出任务，甚至有些劳务输出公司已经发展成“劳力贩子”，“鼓励”劳动力在输出、输入地之间流窜，赚多次“人头费”。很多并不具备从业素质的劳动力被强行拉到家政服务员队伍中。
如果在此时培训能跟得上，或许可以扭转局面。但现实是，培训成为了家政业最大的短板。
“集训”是最常见的培训形式，公司在“新人”上岗前，派出有经验的员工以极短的时间开展“突击训练”，“新人”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已经开始工作，出现问题在所难免。
第二种培训形式是公司把家政服务员送到国家指定的免费培训学校学习，这种“看上去很美”的方式却并不收欢迎，原因是绝大部分家政公司认为培训学校重理论、轻实践，不符合工作需要。
第三种形式是为数不多的技校开设的家政培训班。“里面主要教插花、营养、心理辅导什么的。”某家政公司经理认为，学校课程设置与他们的需求“不对口”。
此外，各类“证书”满天飞也加剧了家政服务员队伍的混乱，不仅雇主们无法辨认证书的真伪，家政公司对证书的“含金量”也是一无所知。
那种“能在网上查到的证”很吃香，尽管其同样毫无权威性可言，但很多家政公司都将其作为“权威、可信”的代表。这迫使一些希望正规经营的家政公司只能寻觅其他出路——如内部培训，来解决用人考核问题。当然，这种无奈也只能保证公司清楚雇员底细，但雇主依然无从辨别。
混乱，并没有使家政服务员从中获益。张建纪说：“家政服务员成了‘四不管’——城市不管、农村不管、公司不管、雇主不管。”
家政服务员大多没有社保，没有法定休假，没有加班工资，这是为什么呢？“根源在于法律盲点。”庞大春律师介绍说，中介式家政公司的劳动关系发生在雇主和家政服务员之间，新《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其适用范围是“单位用工”，而没有任何法律认为雇主可以作为“用工单位”，因此，家政服务员不受法律保护。
如此庞大的家政服务员队伍竟然无权可享，无处可诉。而且，这一“常态”已经存在了十几年。
9月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推动家庭服务业发展的五项政策措施。
随即，全国就掀起了一股大力扶持家庭服务业发展的热潮。国家即将出台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政策的消息不绝于耳，地方政府也迫不及待地作出了先行性实验，为企业搭台争取外资投入、开办免费培训学校、砸下重金扶持本地连锁家政企业……
似乎可以套用语式地说：“新政”是一记响彻全国的春雷，家庭服务业从此成为宠儿，蓬勃之势不可阻挡。
家庭服务业为何突然受到中央重视？是思虑已久还是突如其来？“新政”将为家庭服务业带来什么？“新政”之后，家庭服务业能否改换门庭，真正担负起“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重任？
谁能解决两千万农民工的就业？
“新政”来源于一场曾经轰动一时的农民工返乡大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部地区遭受了数万家工厂倒闭裁员的“大萧条”，大批农民工面临失业困境被迫返乡。
随后，农村收入下降，治安管理混乱等“后遗症”逐渐突显。
“2008年底，国务院领导找了我们七个经济学家探讨如何应对两千万农民工返乡问题。”一位参会的经济学家告诉记者。“会议气氛凝重，因为这实在是个大难题。在大家提出的意见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经济学家汤敏提出的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以扩大就业的建议。”
这个建议来源于汤敏的“六年试验”。早在2002年，他就携手另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共同创建了非营利性质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他们多与政府扶贫项目合作，希望找寻到一条解决城乡弱势群体就业问题的成功之路。
汤敏认为，家庭服务业需求大、缺口多、门槛低，可以在短时间内输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国家的燃眉之急。长远来看，家庭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利润空间的特点，如果发展得好，效益相当可观。 http://isorenzhengfeiyong.iso9001renzhenggosh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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