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国企业税负高。到底高在哪里？
在开年首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一语中的地指出：“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为什么说“非税负担过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指出，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一旦企业过重负担不是源自税收，而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李总理的剑指，可就是在招呼“向我开炮”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出，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土地等一系列审批成本，是（企业负担中的）一大块。
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高首脑，李总理对自己领导的领域不讳疾、不掩饰，反而招呼“向我开炮”。足见中央治理乱收费决心之坚定。
一方面是曹德旺等企业家群体的吐槽抱怨，一方面是国家总理的诊脉辨识、责任独揽。“担当”二字清晰可见。那么，没有法律依据的、上不了台面的、非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凭什么横征暴敛？又为什么尾大不掉？厉害就厉害在“制度性”上面。
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指出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一系列审批成本。由此看来，似乎还不是乱收一气。有规章有制度嘛。可既然有规章有制度，怎么还不可控、进而演变成沉重包袱？
“工业用地需要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一亩；把水、电、气接入工厂都需要高额费用；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各道审批环节也要花不少钱请第三方出报告。这种状况把不少原本想投资实业的企业吓了回去，甚至吓到了国外去。”这是宗庆后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对企业成本高的问题的分析。
由宗庆后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经营成本高，原因很复杂，虽然不都是能轻易解决，但其中“费”这一项是有解决余地的。因为企业原本不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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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环保事业深入人心。为了经济产值而破坏环境，国人是不屑为之了。曹德旺也好，宗庆后也罢，如果为了办企业就破坏环境，必将难容于世。既然如此，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等，何以仍不能见容于宗庆后？
笔者以为，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等，作为制造型企业开办前提，一样不可少。不但不能少，而且一点儿都不能打马虎。但这不意味一定要由企业付费。环评审批，是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对企业的监督和考核，既然是监督考核，就不能收监督费或考核费。表面上看，这笔考核费是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收的，似乎无不可；其实付费的应该是政府。无论费用多高，都应该由政府出。相反，让企业出考核费，不仅法理不通，而且极易造成评估方为收费而昧良心，造成中介不“中”、评估不“平”、公正不“公”的弊端。
规章制度是人定的，而且十有八九是个别领导大手一挥就一言九鼎就山呼海应铁定下来。谁管你三七二十一。
“水、电、气接入工厂都需要高额费用”。这不奇怪。只是看似不是政府直接收费，其实意思也差不多。水、电、气，哪一项不是政府垄断行业？政府定价，赚钱自然政府支配。
当然，我国能源资源短缺，价格自然反应成本。但是，比美国贵，说明其中必然有不正常因素。比如同样是波音、空客飞机，我国机票比欧美贵。
至于“工业用地价高”，那没办法。中国人口多，人均土地资源就少，地价贵是必然的。美国土地便宜，那时因为他们人少。这是国情，政府难以一时改变，唯一的途径是控制人口，而不是轻率放弃血泪换来的计划生育国策。所谓的“人口红利”纯属误导，人多，人均产值就一定高？企业用不起地，修高铁拆迁成本高，这能是“人口红利”吗？
不仅对企业乱收这费那费，其实，政府对公民个人，有时也一样锱铢必较。小小的一个护照本，能有多少工本费？能达到200元人民币吗？说是到期可以延长，结果延长同样要再掏200元。不管办照人是否需要，都必须有偿照相，一次20元。
对企业犹如泰山压顶的政府收费，按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分析，虽然不合理，但是有依据，有文件，放在明处，似乎还不是乱来；但是，笔者怀疑，是否还有没文件依据的、存放在暗处的收费？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上市公司年报或企业自行披露的费用来看，中国的各类‘费’非常多，且不透明。这既包括明面上的费，也包括各类寻租和灰色成本。‘费’没有法律来规定，其中不规范的地方就更多。”他认为，而且由于费的征收具有相对随意性，这就为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预期带来不确定性，让投资环境中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不利于新投资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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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处的收费多于明处，于是就难怪非法的收费大于法定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