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著作中，常常引用到中国古典文学。讲到中国的道德，“首中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讲孝字，放置世界，也唯有《孝经》详尽的讲解，孝“无所不至，无所不包”。他说“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而中国的孝是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讲孝讲到这么完全。讲仁爱，莫过于墨子。墨子“兼爱”比之耶稣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也多讲“爱民如子”、“仁民爱物”，更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讲到中国的信义也要比外国进步得多。他认为不仅要恢复道德，更要巩固智能。在引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讲内修至外，而后得以平天下。他认为这些都需要恢复，恢复民族精神气节，并且加以巩固，如此才能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
这些都是孙中山从中华民族传统中汲取的精华，有了自己民族的东西，站在世界的角度，必须要着眼世界，讲别人的好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却也不是“拿来主义”的不凡好坏，一并收容。而是要索取我们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以补充我们的不足，得以壮大自我。在雕塑中，孙中山手持文明棍，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文明棍来源于西方国家，旧时西方的绅士多持有一根精致手杖，以示身份的高贵与风度。民国时期，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文人雅士，也多喜好手持手杖，到得中国，取一别名，便是文明棍。中国的拐杖与文明棍相似，拐杖的历史已有千年，自古老者手持拐杖既是平衡身体，也是一种玩赏雅趣的玩物。孙中山手持文明棍与他接受西方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
孙中山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接受着西方思想的熏陶。他悉心研究欧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博览众多图书，涉猎颇广，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和建国的道路。
孙中山思想的构成，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及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比如康有为、张之洞、郑观应以及冯桂芬等人。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同样对孙中山的思想在各方面形成了影响，政治思想方面，他细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政治经济中，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马克思等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亦是与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诚如张之洞所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中山实行洋为中用，并非照本宣科，一律照抄西方模式，而是结合国情，结合中国文化思想背景，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思想体系。
雕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一件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作品，更大意义上，是将孙中山的思想，透过雕塑传达给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要能够辨清优秀与劣质，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沿袭优秀的东西，并且发扬，将别人的好的东西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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