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办公家具,惠州办公家具厂,惠州办公家具厂家,惠州办公家具销售
最近，金融时报旗下的《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发布调查，指出中国高净值家庭最近投资占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少。根据调查结果，在过去两年中，绝大多数的家庭收入来自于投资获利。然而，获利情况虽在近期好转，却没有刺激高净值家庭加码投资，相反，非必须品的消费开支却在逐渐增高。
笔者对这个统计的准确性存疑，毕竟，调查的结果和样本的选择以及统计的误差都有直接关系。不过，即使这个调查结果存在真实性的误差，但它还是反映了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开始了转型。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月12日在北京称，今后将采取四方面措施促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目前，消费已成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截至2017年上半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远高于投资。
我们在承认这个转型大趋势的前提下，不难预料，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消费行为将成为重点中的重点。而中国在从投资型社会转型为消费社会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事件就是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洗牌标准已经从纯粹的财富累积转化为了消费能力。在这个不可逆的趋势中，你会不会成为被淘汰的社会底部阶层，落入财富的陷阱当中？
一，社会平均剩余价值扭曲，人力更加不值钱
所谓的经济增长从投资型转变向消费型，听上去有点玄，其实却是非常现实而具体的事情。虽然长期以来，政府购买和投资拉动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现在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国家强推的产业转型策略，经济领域的“范式转移”也已经成为现实。
回顾前两次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范式转移”，首先是发生在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其次发生在加入WTO之后。前者确定了内地经济（外资、港资、台资）投资导向的经济基本面，后者则是在投资拉动的基础上确定了出口加工型经济。
在此基础上，加上官方管制的外汇政策，强推中国经济增长超过十年的均值超过两位数。据统计，中国的GDP增速自1992年达到14%以来，一直是保持平均两位数增速，尤其在2003到2007年之间连续保持着每年10-14%的增速。这种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经济增长就是上一个世代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不过，这套玩法从2001年一直走到今天，显然已经后继无力。因此，现在国家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实际上并不是主动寻求变化，而是不得已的被动改变。从二十多年前只搞出口加工生产的方向上彻底转变、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中间依靠投资拉动衔接过渡。
实际上，依靠2009年以来的投资拉动和铁公基建设，只能是一个临时缓解下行压力的办法。如果没法通过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彻底转变为消费型增长，那么不断印货币的刺激方法就会如同毒瘾一样停不下来，形成经济的恶性循环。
这直接造成中国长期以来高达50%以上的投资率，但另一方面，为了支持投资和表面上的经济增长，资金利率、水电煤土地等各种要素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 直接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偏向于资本而非劳动力，恶化了劳资关系。
这就是2009年天量货币投放到市场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劳动力不值钱了，因为实体企业本身不值钱了，于是造成劳资关系被彻底扭曲。
目前，这个恶性循环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已无法保持高增速。但是，在经济增速跌落7%以内的同时，中国的人均GDP绝对值的增速确实从来没有停滞增长。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国人均实际GDP的数值自1990年代以来，保持了超过20年以上的高增长，从当年的人均不到一千美元到现在超过八千美元，中国人均的经济收入却是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增长。
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增速跌到7%以内，但人均经济增长却一直保持10%以上增速。换言之，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速近年来低于个人的经济增速，这就意味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所导致消费意愿的增加与整个经济的低增速形成一对矛盾。
低价值、低智慧性的产业严重过剩，这又会导致社会消费品的不足，好商品价格过高甚至有钱也买不着好商品。因此，高净值人士有大把投资机会挣钱，但是不知道挣完钱怎么花，也不知道把挣到的钱往哪里摆，这成了他们的主要焦虑。
而对于低净值人群，或者说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他们可能面临着既没有足够的消费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增加，最后很可能将会因此陷入窘境。对他们而言，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有钱不知怎么花，而是不知道怎样挣钱。
可以这么说，2009年以来启动的中国版量化宽松，不仅没带来经济转型，反而直接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资源的错配。急需钱的人无论如何挣不到钱，挣到大钱的人却在拼命的乱花钱，因为钱对他们来说恰恰边际效用最低。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来看，会更清楚的理解问题。所谓的社会剩余价值率，简单来说就是指劳动力平均具有多少价值、在经济活动中占有什么地位，它须在一个平衡状态才有利于经济增长。
从1978年至1992年，中国社会的剩余价值率在500%左右波动；然后从1993年到2008年，剩余价值率则是急剧攀升，从618%上升到812%。特别是1998年到2008年，剩余价值率一直维持在800%以上；2009年后，剩余价值率跌倒最低点，然后在近年又逐年升高，回到2008年前夕水平。
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说明：自从90年代开始，劳资分配关系逐渐向有利于资方的方向发展，因此剩余价值率急速上升。并且在1998年-2008年间资方和劳方的失衡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这当中，存在着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率过高导致相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潜伏基础。事实上，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也证明了之前的社会剩余价值率过高所暴露的隐患。
而在2008年后，中国的制度在短期内又朝有利于劳方而不利于资方的方向发展。这是由于人力成本的上升、人工的期望值普遍上升所带来的用工荒，企业盈利能力却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下降，无法充分招工。这一时期所谓的劳方市场，其实不过是企业营商环境恶化、经济探底的附属产物。
而自从2013年至今来看，社会剩余价值率又在回升，看上去这像是启动了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循环，经济在向好发展。